江西遭性侵女童家長回應副市長解釋:沒感到歉意

2013-08-15 15:44   來源:中國青年報     編輯:楊剛  評論0人參與

  日前,媒體報道了江西省瑞昌市上源小學教師性侵6名女童一事。然而,就在受害兒童的家長為孩子的權益奔走時,該市分管教育的副市長蔣賢智表示:“如果是我的孩子遇到了這樣的事情,我就不聲不響帶她到一個沒有人認識的地方去治病,不會向政府要一分錢。”

  8月12日,蔣賢智通過媒體回應了此事。她表示:確實說過類似的話,但有前因后果和特定情境。她承認個人言論“不嚴謹”,稱“絕不會袖手旁觀、推卸責任,將依法依規推進問題解決”。“之所以有類似表述,是希望保護孩子隱私,不想讓孩子們受到二次傷害。我說話也許不嚴謹,但作為母親,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保護孩子隱私,治療她們的身心創傷。”

  據她描述,8月2日,受害學生的家屬帶著受害的孩子,來到瑞昌市政府,要求政府賠償精神撫慰金。隨后,她召集法律顧問、法院副院長、醫院專家等多個部門相關人員和鎮、村干部,與家屬代表進行協調溝通,聽取家屬意見,并就醫療救治和善后處理的法律法規問題向受害學生家屬做了解釋說明。

  然而,蔣賢智的解釋并未得到受侵害學生家長的認可。8月12日,受害兒童文文(化名)的父親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當時我們在市政府的信訪室,她對我們說,如果是她,就把孩子帶到別處治療,做更好的治療,不會拿政府一分一毛錢。”

  “目前孩子很痛苦,上手術臺非常害怕。為了治療環境更好,現在已經轉去九江市的九江學院附屬醫院東院治療了。她只有9歲,什么也不懂,不知道自己要面對什么。”他說。

  對于蔣賢智提到的經濟補償問題,文文父親表示:“現在就算做任何事,又能彌補孩子什么呢?我們能做的也就是爭取經濟補償了。其中3個孩子來九江治療已經第八天了,只有昨天一個老師來看過孩子一次,副市長本人從來沒出現過。在瑞昌治療時,她只到過醫院一次,但沒進過孩子病房。到現在為止,我們沒有聽到她道歉或承認過政府部門有失職。”

  對于蔣賢智的解釋,文文父親認為“并沒有感覺到關懷和歉意”。“政府方面提出的賠償和解決方案變化了很多次。她說話并不客氣,讓我們帶孩子去別處治療,這是站著說話不腰疼。我也想去別處甚至國外做更好的治療,但是沒有這個經濟實力。”他說。

  他表示,自己和妻子常年在溫州打工,得知孩子受到傷害后,便立即放下工作趕了回來。“我家孩子一直是太奶奶帶的,因為我們夫妻倆得出去掙錢養家。這段時間以來已經回來很多次了,工作沒怎么干。有的家長已經把工作辭了。”

  據媒體報道,事發后瑞昌市教育局將6名女童安排在瑞昌人民醫院就診,醫療費用由教育部門和醫院結算。但目前已造成的傷害如何量化為賠償金額,家長仍未和當地政府達成一致。

  “現在當地政府和教育部門在和醫院對接,也承諾負責治療,但以后的治療過程還很漫長,口頭的保障不能給受害家屬足夠的信任。”8月12日,據最初報道瑞昌市副市長此番言論的媒體人王若翰介紹,“客觀講雖然傷害很難用金錢衡量,但目前對于受害者和家屬最大的安慰,除了將罪犯繩之以法,就是經濟補償。這些家長停下手上的工作,甚至辭職回來處理這件事,他們耗不起。”

  “如果蔣賢智不是副市長身份,這些言論是你的個人選擇,我最多認為你比較懦弱。但是作為副市長和當地教育工作的主管者,作出這樣的判斷肯定欠妥。”她認為。

  此外,針對瑞昌方面的另一處解釋,她也提出了異議。

  在蔣賢智事后的回應中,有這樣一段內容:按照法律的規定,學生家長可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方式向侵權人陶表功提出索賠。但瑞昌市從人道主義出發,在法院判決以前,要求學校墊付每個受害家庭3萬元的精神撫慰金,以及伙食費、車船費、誤工費等。

  “人道援助是站在道德的制高點對他人的施舍救濟。現在的問題是當地政府存在嚴重失職,做錯了事情需要賠償并被懲罰。”王若翰表示,“所謂人道援助的說法,其實主觀上是認為自身沒有責任。這個出發點是錯的。作為主管教育的負責人,你應當因為失職向受害者致歉。”

  此前有報道指出,事發地上源小學管理中還存在諸多問題。由于該學校地處瑞昌市范正鎮的農村,偏僻的地理位置使得校內多位老師長期掛公職“吃空餉”:一邊在外掙錢,一邊從教師工資中扣除800元找個代課老師代職。涉及性侵事件的教師陶表功,便是這樣一名“代職”教師。此外,陶表功還曾被開除過公職。記者注意到,針對上述事實,瑞昌方面的回應聲明中并未涉及。

  對于蔣賢智的言論,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研究所副教授李利認為,身為政府官員,這位副市長的表現令人深感冷漠。“這種說法有息事寧人的意味,這種冷漠和懦弱,不僅傷害了已經被侵害的孩子及其家長,對其他孩子也是潛在的威脅。”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認為,除了態度冷漠,這也說明身為官員,她缺乏起碼的政治、法律、道德意識。“即便是她后來解釋稱‘自己的言語也許不嚴謹’,仍然是一種辯解。做錯了就是做錯了,為什么不能面對自己的失職和錯誤?官員不能運用權謀或話語權為自己開脫,而應正視并解決問題。”

  該報道主筆胡展奮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這位副市長認為“受害者為爭取權益的告發行為會增強自身的恥辱感”,這是一種價值觀的錯亂。“她的認知水平令人擔憂。作為一個城市的管理者,缺乏起碼的正義感和維權意識,我們如何能期盼她在執政中具有更大的智慧和勇氣?我認為她不該作任何解釋了。既然承認了言論屬實,就該向受害者道歉,承認自己失言失職。但其后續聲明中,我并沒有看到‘對不起’、‘抱歉’等字眼。”

  “這幾年官員‘雷語’頻出,表面問題是其表達、修養欠佳,對法規、常識掌握不當。從本質上看,則是官本位文化在作祟。面對爭議,官員可以有解釋、申訴的權利,但態度應該更加誠懇和謙卑。很多干部對公眾缺乏起碼的敬畏和尊重。”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分黨委副書記趙朝峰認為。(駱沙 周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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